小萝卜头唯一一张照片（8个月照的）
82岁的宋振镛老先生，是烈士小萝卜头的哥哥，经过走访，我们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宋老先生看上去精神矍铄。他详细向我们讲述了宋家一门三烈的悲壮往事，以及他和兄弟姐妹解放后的生活。
宋振镛家中兄弟姐妹7人，宋振镛排行老五。最小的是“小萝卜头”。1941年9月，父亲宋绮云随杨虎城将军奔赴抗日前线作战，把家人安排在西安市郊区蒲阳村。到了延安，后又被安排到西北军做思想工作。一次，特务以母亲的名义给父亲发封电报说：家有急事、速回，父亲不知家中出什么事，就临时请假，从抗日前线回到家，刚到家门口，忽然闯进一伙人把刚进门的爸爸带走，只有6岁的宋振镛急忙跑去告诉妈妈。妈妈跑到家门口，正撞见爸爸被几个人推上了马车，一家人眼睁睁看着爸爸宋绮云被抓走了。此后，妈妈不停地寻找爸爸的下落，可是，两个月奔走杳无音信，危险却在悄悄逼近。
父亲被捕后，母亲徐林侠进城到处打听。特务当局怕事情闹大暴露，一个阴雨天，在家门口，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人自称是宋绮云的部下，送来一张纸条，上写：“速将换洗衣服送来。”看着似乎熟悉的字迹，妈妈问道：“宋绮云现在哪里？”来人说：“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请您明天中午和我一起去！”
晚上，妈妈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说：“我要去找爸爸，最多3天回来，爸爸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救中国，反动派才恨他，抓他，爸爸是没有罪的！”
第二天，妈妈抱着最小的弟弟宋振中出发了。4天过去了，不见妈妈的影子。到第5天吃完早饭，爸爸的警卫员王迁升带来个坏消息：妈妈和小弟弟也被抓起来了。这对于孩子们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父母都被抓走了，剩下家中最大的二姐12岁，最小的妹妹4岁。时值冬季，家中的少量粮食很快吃完了，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扒树皮吃度日。王迁升叔叔送来的粮食也很快没有了。直到两个多月后，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粮食，孩子们才算躲过断粮一劫。
宋振镛的父母及当时才周岁的弟弟宋振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等地。在狱中严酷环境中，宋振中这个没有幸福童年的孩子营养不良，看上去脑袋大，四肢细小，有点像萝卜头，但非常可爱，大家怜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重庆地下党创办的《挺进报》在狱中依然出版，报纸很简单，一张纸条上就写几句话。如：“淮海战役辉煌胜利，歼敌60余万人。”“小萝卜头”为办好这张报纸作出了巨大贡献。“小萝卜头”凭着年龄小、不惹人注意的优势为狱中战友传递了很多重要消息，也使得狱中办报顺利进行。
整整6年，宋振镛的父母和弟弟杳无音信。直到1947年，父亲宋绮云突然来信，信中只说一家三口平安，没说自己身在何处，还说“你们最小的弟弟已上学”。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宋振镛和兄弟姐妹们很高兴，由姐姐执笔回信。按照爸爸的指点，信要寄到“重庆歌乐山脚下的磁器口一位黄姓人士处收转”。宋老回忆说，那半年间两地通信不断，共计11封，其间还按爸爸的要求寄了一本字帖给弟弟，以及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他说：“最后一封是由母亲写给我们的，但字迹大小、间隔不一。”实际上，那段时间正值抗战结束，国共谈判。宋绮云一家三口终于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所谓“小弟弟上学”，也是狱友们以绝食和罢工斗争得来的结果。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母亲身体极度衰弱且患了眼疾，完全是凭感觉写下家信。
从那以后，父母再次音信全无。宋家的孩子们再次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50年2月5日，新中国第一个春节前夕，宋振镛和兄弟姐妹们才得知父母和幼弟已于1949年9月6日深夜，被穷凶极恶的特务集体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3年国庆，宋家6个兄弟姐妹在北京第一次团聚。由于自幼分开，有几个之前从未见过面。大家像新生入学一样，每个人先报自己的名字，然后介绍这些年来自己的经历。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宋振镛，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北京天龙高新技术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为了还原父亲真实的一生，宋振镛和兄弟姐妹根据调查组提供的材料，从1964年开始走访父辈难友等知情人，脚步遍及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走访寻找健在的历史见证人。他先后采访了韩子栋（《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提审了当年杀害烈士的凶手杨钦典……在《红岩》之外，更多的史料不知有多少次让这位烈士之后动容。
宋振镛老人说，父亲的一生不长，可我们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慢慢读懂：父亲宋绮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自幼家贫勤学，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徐林侠，1926年参加了黄埔军校，在武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党务训练班”，入了党，是位坚强的革命者。
1928年，宋绮云奉党的指示回到邳县，担任了邳县县委书记、母亲是县委委员。1930年，党又派他到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一开始担任南阳《宛南报》主编，后到西安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宣传抗日，帮助杨虎城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他是特支委员，党组织给他一项任务：促成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在宋绮云和革命同志努力下，1933年，“一致对外、共同反蒋”的秘密协定生效，由此还打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
宋老翻出老相册，指着一张标有“摄于1941年冬”字样的照片，说：“这是‘小萝卜头’留下的唯一的照片。”82岁的宋振镛老人注视良久。如果没有牺牲，眼前的稚龄幼童现今也当年逾古稀。
宋振镛和哥哥姐姐们曾多次前往贵州、重庆等地，到父母和弟弟“小萝卜头”被关押的地方，到他们被害的地方，凭吊和悼念……后来，人民政府将三位烈士的遗骨合葬在西安长安区杨虎城将军的陵园中，每年的清明节，去为亲人扫墓时，总是看到很多陌生人前来凭吊和祭奠，非常感动。
数十年来，宋振镛老人热心公益事业；退休后，深入学校作爱国主义教育讲座，作了数百场报告演讲，他整理编写的17万字红色回忆书稿《一门三烈》已于2014年2月1日出版。他说，我希望后人能了解当年革命先烈的艰辛，珍惜今天的幸福，爱党爱人民，努力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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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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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9 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