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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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童年的记忆，只停留在短暂的9岁之前，有爷爷淳淳的教导，有奶奶 慈祥的笑容，有父亲严厉的呵斥，有母亲小心的叮咛，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心只想和心爱的小伙伴玩耍。那时的我，像是天空中飞翔的快乐小鸟，无忧无虑，春天采摘柳条编织草帽；夏天跳到河里游泳，摘河里的菱角；秋天庄稼成熟了，在田地里烧豆子；冬天，踩着木块在河里溜冰，就这样一年复一年，童年过得枯燥快乐。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脖子上有一个大大的疙瘩，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爷爷总是对我说，疙瘩又痒了，让我帮他挠一挠，每次用我的小手吃力地帮他挠痒痒时，爷爷总会把我抱起来亲亲，奶奶在一旁偷偷的乐着，我就会问爷爷，脖子上哪来的大疙瘩，爷爷对我说，是一种大脖子病，后来才知道，爷爷那个年代没有典盐吃，是缺典造成的。
      父亲  ，是一名军人，每次回家，听爷爷说总是爱穿着部队发的那一身军装。从部队转业后，分去了一家工厂，很少在家。家里的农田耕种，抚养子女的生活，照顾两位年迈老人的起居，自然就靠母亲担当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 ，有一头乌黑齐耳的短发，眼睛明亮威严，鼻子不高，下巴有点小。母亲是个做事讲道理有原则有分寸的农村人，她性格刚烈，做事果断，不许也不容有一丝一毫的偏斜，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乡村里的孩子，每天生活的艰辛而困苦，天还未亮，母亲就早早的把哥哥和姐姐唤起，还在睡意朦胧中的他们，被母亲召唤帮她一起推石磨碾小麦，磨面糊。在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是不用人工推的，他们会把骡子蒙上眼睛，在其身上绑副固定的软木架进行推磨，省了许多的力气。母亲会把磨好的面粉糊糊烙成我们北方人爱吃的煎饼，每天早上哥和姐去上学的时候，母亲就会给带上一些煎饼和咸菜作为中午的口粮。
      那时母亲的工作是繁重操劳的，既要耕种田地，收拾家务赡养老人，她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补贴家用，还饲养了的牛、猪、鸡鸭鹅。母亲以刚强的意志，用她单薄的臂膀柔弱的身躯，勤劳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她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邻居们都说，母亲是个会过日子的能人，把家务操持的井井有条，与左邻右舍相处的也很融洽。
      儿时的我们，放学后有大把空闲的时间，母亲一定会让哥哥姐姐去割猪草，捡树枝当柴火，我也总是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那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每到晚上做作业，母亲总会端出一口碗底盛有少许煤油的大碗，在碗的一侧放着一根粗大的用煤油浸泡过的油灯芯，划亮火柴点燃灯芯的那一瞬间，油灯芯会冒出浓黑的烟雾，要是不小心吸入鼻孔里，那种油烟呛鼻的滋味会呛得你直冲脑门，犯恶心，会呛的我们大声的咳嗽，母亲马上会把油灯端向一边，稍稍燃烧一会儿再端给我们用。即使是这样，每次写完作业，鼻孔里用手一抠，还是清晰可见熏得黑黑的烟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用上煤油灯照亮，谁也不会计较这些，是知足的。生活因为有母亲在身旁陪伴而变得幸福并快乐着。
       时间在1981年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与父亲的一段对话，惊醒了睡意中的我们，母亲哄着闹觉中哭啼的妹妹，一边数叨父亲：“你性格耿直，做事认真，在厂里工作要安稳，不能得罪人，要不会吃亏。”父亲说：“我就看不惯工厂里的那伙人，吃着厂里的肉，还拿出去卖，我是记账的，少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父亲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受到教育多年的党员，在那个毛主席思想淳淳教导的年代，一切都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当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所以在论是非讲原则的立场上，母亲也不好坚持什么。
       善良的母亲是料想不到的，而且还是来的那么突然和残酷。因为父亲的耿直，实事求是地向组织领导汇报，导致事情的后期残酷变化，像一副精神枷锁一直折磨着坚强的母亲，直至摧毁她不堪重负顽强的生命。坚持原则的父亲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看不惯也受不了吃完肉还偷肉的那伙人，父亲举报了他们，父亲不知道，他们都是些有权势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一个错误的选择，让他的人生生活彻底颠覆，他遭到了那伙人的强烈打击报复与政治迫害，不但毁掉令人羡慕的工作，他还搭上牢狱之灾，最后断送了他最挚爱的人，我母亲的生命。
       时间推到1982年的一天，因父亲的举报，遭受那伙人的陷害， 刑讯逼供折磨他的同时，对母亲也没放过，首先对我的家，进行了抄家搜查，其后上面指使村干部把母亲传唤到大队部，对她进行严加审讯，企图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母亲与往常一样，在家里忙活养殖场里的劳作，快到响午，大队干部把母亲传唤到村部一间偏屋里，屋外停放一辆警车。母亲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把她带到这里来。进去之后才被告知，父亲因在厂宿舍盗窃偷钱，被公安局羁押在看守所审讯。随后来审问母亲，他们威胁说：“你丈夫偷的钱都给你了吧，他在牢里都承认了，你家28根楠木棒和方木板都是偷钱买的吧！还有剩下的钱，你赶快拿出来，或许还能减轻你丈夫的罪行。”母亲说：“不是”！他们威胁说：“你如果不承认就把你也逮起来.”于是公安局让村大队的人拿来绳子，把她捆起来后，拉上屋梁上，倒头吊起来狠揍，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小木棒，问一句、揍一下说：“你是贼的妻子，你再不承认你丈夫偷钱给你的话，我们就揍死你，你不把偷的钱拿出来，你别回家啦，非吊死你不可···。”我母亲说：“我是从来没接丈夫偷的钱，我丈夫也绝不会做贼，贼皮不能随便披的。”就这样，他们把我母亲在大队部折磨审讯了一天一夜，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母亲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不成人样。
      母亲由于承受不住精神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她选择了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一次，母亲跳河，被我家前排冯德勇跳河救起；第二次，母亲上吊，被邻居徐殿贵、张清之在房梁上解下绳索救活；第三次，在1982年6月25日，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屈原死的同一天，母亲喝下剧毒农药，抛下四个我们还未成年的可怜孩子，哥哥13岁，小的妹妹才5岁，含冤死亡，终年36岁。
    听哥哥讲对母亲的记忆，离世前的母亲表情呆滞、精神恍惚，心中充满怨恨、纠结。在我们居住的房间里，母亲面前摆放着两个平常我们吃饭的大白碗，碗里面放着有些泛白的水，母亲要求我们四个都跪在母亲的旁边，我们看着她满眼的泪水，不停的哭泣，并不完全明白母亲问什么会那么的伤心，心中都很害怕，却不知所措。在母亲犹豫再三的痛苦抉择下，她喝下了其中的一碗，她选择了自己离开我们，离开这个让她再也不能承受住压力的世界，她委屈，她憎恨，她别无选择，面对邻里间不堪入耳的闲言碎语，她的精神崩溃了，她被世俗的恶言恶语与卑鄙的眼光赶上了不归路。
    母亲碗里是一种剧毒农药--敌敌畏，当她选择喝下去的那一刻，善良的母亲心中产生隐恻怜悯之心，是伟大的母爱力量，在那一瞬间，让她放弃原本想让我们一起与她同归于尽的念想。另一碗里同样是剧毒农药，如果母亲告诉我们那是糖水，如果当初母亲呵斥，狠下心让我们也喝下去，让我们不用再听世人污蔑的言语，不用再看人间恶毒的眼神，幼小的我们一定会随母亲而去。母亲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每每想起我依然泪流不止，我十分怀念母亲。

    母亲服毒后，刚懂事的哥哥，跑出去大声呼喊，邻居们用辆木板车，拉着母亲去乡医院抢救，听回来的邻居说，她性子太刚烈由于喝的农药剂量过大，在去乡医院的路上，就口吐白沫，生命垂危，拉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被医生确诊死亡。
    当时听到母亲噩耗的父亲，是一路跑着、爬着赶到医院，跪倒在母亲的身上哭的死去活来。用木板车拉回来是母亲冰冷的身体，再也看不到母亲怨恨的眼神，听不到母亲抱怨人世间的不公，她脱离了她认为该去的地方，她认为那个世界与世无争，也没有人世间的悲愤炎凉。幼小的我们只知道，跟着大人们一起嚎啕大哭，那时的我们，还没强烈感受到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完全感受不到村民看着我们怜悯的神情，也不会想到未来拮据困苦的生活，因为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只有恐惧与害怕。
    父亲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去告知母亲的家里人，他们不能接受母亲死亡这个事实，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母亲的哥哥和弟弟把父亲打的死去活来。他们村庄里的人偷偷用平板车把昏死过去的父亲，送了回来，过了好久父亲都不能正常走路。
    母亲死亡的悲痛与挨打后刻骨铭心的疼痛彻底把父亲警醒了，要想在人前抬起头，只有证明自己无罪，才能洗清罪名，才能偿还母亲的清白，为此，父亲踏上了漫长的伸冤之路，至今不息，
    为了对母亲的忠贞不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忏悔，父亲一生没有再续姻缘，至今一个人等着孤独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