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网格大民生，看东湖街道如何零距离服务群众

呵弥陀佛

　东湖街道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方法，全面激发社区党建活力，零距离群众服务，努力开创社区党建工作新局面。

　　在东湖街道坝头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老人们正在悠闲地下象棋、打扑克，老党员钱怀祥在一旁维持秩序。据介绍，东湖街道根据辖区内各个村居和居民小区地理位置、人口分布、交通出行等因素划分133个自然网格和六类31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安排一名党员参与基层管理，向群众宣传法规，解读政策，使每名党员有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责任田”。

　　党员们还要倾听群众需求，化解各类生活矛盾，去年坝头社区坝东村居民反映村子积水，无法正常出行，通过责任区党员反映，社区了解情况之后，及时修建了下水道。“从去年到现在，投资70万元，把坝南、坝东、丁场排水管网统一修了一遍。”东湖街道坝头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其亮说。

　　结合党建工作，东湖街道还因地制宜开展志愿服务，构建基层组织、社会支持、市民参与的党建服务新格局。如今，东湖街道辖区环境整洁、秩序井然，民风好转。

龙泉利剑

新华日报:邳州市东湖街道创新推进“社区进小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治理的新路径！
时间:2018年10月8日    来源:新华日报（江苏）    作者:汤华、张国正
江苏省徐州邳州市东湖街道创新推进“社区进小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治理的新路径！（全文如下）
　　随着城市发展，小区正日益成为城市管理的重心、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而大量早期建设的小区因疏于管理，问题不断，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小区没有主心骨，党组织和小区居民脱节，联系较少，小区管理服务混乱；二是小区没有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不能融入小区，物业公司和小区居民之间矛盾重重；三是小区没有公共服务，公权力缺失，小区居民有事找不到组织；四是小区居民没有获得感，侵占公共空间现象随处可见，居民生活环境不佳。为有效破解上述问题，江苏省徐州邳州市东湖街道创新推进“社区进小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治理的新路径。
　　强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覆盖“一张网”。推动支部进小区，全面梳理辖区409个小区的物业、业主委员会及业主信息，立足居民需求不断增多、管理难度逐渐加大的实际，积极推动“把支部建在小区”，通过发挥小区党支部治理和服务的核心引领作用，集结各方力量，全面铺开“一小区一支部”模式，让小区居民身边能找到党员、有事能找到组织、活动能找到阵地，全力打通城市基层党建的“神经末梢”。
　　治理公共空间，凝聚党员群众“一条心”。扎实开展公共空间整治活动，建立楼道“党小组”，以楼栋为单位划分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长，各楼栋的楼栋长担任网格员；以党小组为单元，实行小区网格管理模式，将公共空间治理任务分解给每个楼栋党小组，组织志愿者开展楼栋人居环境微整治活动，拆除违章搭建、恢复被毁绿地，设立300个停车位，小区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推进公权介入，担起小区服务“一份责”。鉴于小区管理矛盾主要集中在业主委员会不健全这一事实，邳州市东湖街道扎实推动公权力全面介入公共空间，由社区来组织，全面规范各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成员由本小区业主组成，积极引导有威信、群众信服的身边人当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不是业主的由社区指派党支部进入，确保物业公司依法依规提供物业服务，从根源上解决小区管理、物业服务的混乱问题。
　　提升服务意识，下好共建共享“一盘棋”。邳州市东湖街道全面推行党员包片到户“网格化”管理，把社区“两委”成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及威望高、群众基础好的离退休党员全部纳入网格管理员队伍，构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级网格体系，引导广大党员旗帜鲜明亮身份、主动佩戴党徽、自觉悬挂“党员家庭”门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调动小区业主广泛参与治理的热情，共同打造和谐幸福美丽家园。
（本文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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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有人认为网格化是“保甲制”变种？舶来品？这个基层治理利器究竟啥来头
时间：2017年2月2日    来源：上观新闻-思想汇（上海）    编辑：吕尚
有人认为网格化是“保甲制”变种？舶来品？这个基层治理利器究竟啥来头，了解一下！（全文）
文/冉昊.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了解一下网格化治理一旦脱离了群众，就会使网格化治理外化于人，成为脱离于人的存在，使网格蜕变为约束人、束缚人甚至限制人自由发展的工具。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开始试点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把社区百姓议事厅、老人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机构统筹到一起，让居民群众们十五分钟以内搞定“家里事儿”。虹口区的网格化综合服务试点，本质上说是把基层网格化治理与社区“一站式服务”结合到了一起，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
从全国范围来看，网格化治理创新模式多样，对于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上对于网格化治理仍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有人认为网格化治理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保甲制”的今日变种，还有人认为它完全是“舶来品”，是从发达国家复制来的。对于上述关于网格化治理认识上的错位，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加以辨别与澄清。
与国民党保甲制度有着本质区别
民国时期国民党提出“保甲”，有证可考的时间是1932年8月，在其颁布的《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和《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中明确提出，鄂豫皖三省限期办理保甲。此后若干年保甲制度在国统区逐步推开。及至1934年11月国民党《地方自治法规原则》规定“将保甲容纳于自治组织之中，乡镇内之编制为保甲”。由此，“保甲制”的规制正式确立，即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以上为乡镇。然而，这一看起来颇具规格的基层治理创造，时日不长便寿终正寝。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它未能有效形成组织化网络联结干群利益，从而事实上脱离了群众。
首先从形式上看，保甲制度“准入门槛”极高，在事实上把人民群众拒斥于“保甲”之门外。保甲制中的保甲长不是一般人能够担任的，民国政府对保甲长的任职资格要求有八项，其中两项就是针对所谓“赤匪协从”和“无正当职业且无恒产者”，这两类人是必须要拒之门外的——而广大中农、贫农、雇农和无产阶级，则恰恰是这两类群体构成的主体。于是地主、乡绅毫无悬念地成为保甲长的当然候选，这也意味着大多数群众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保甲制度的游离者，保甲制度成了名副其实的“保甲不保农”。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恰恰是这些被国民党视为“劣民”的农民和无产者们，成为了撬动历史天平的巨人，他们成为了保甲制度的掘墓人。
其次从功能上看，民国政府保甲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其初衷是为了消灭红军。保甲制度试点的最前沿阵地，就是当时国民党反共的前线江西省。前面提到的臭名昭著的《保甲户口条例》和《保甲训令》，就是要在革命根据地沿线建立保甲制度。事实上，保甲制度之所以在1932年到1934年间开始实施，正是为了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围剿红军，作为配套方案而出台的。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开始采用德国人建议的“碉堡战略”围剿红军，其要旨在于“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因保甲制度具有类似功能，可倚为后援。这样一来，群众不仅不是“保甲”保护和团结的对象，相反成为了国民党“剿匪”前线的“人肉堡垒”。人民群众眼睛当然是雪亮的，群众不愿意被当靶子使，国民党不仅没有通过保甲制度聚拢人心，反倒因此进一步丧失了人心。
于是，保甲制度从形式到功能上存在的天然缺陷，导致其失败不可避免——那些认为网格化治理形式本身存在问题的人，实际上是混淆了网格化治理与保甲制度的形式和功能；而最为根本的，是没有看到保甲制度迅速凋亡的根源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让保甲制度徒成为一副躯壳——倘若这副躯壳既无筋骨对其支撑，也无血液循环使其充盈，那么它必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迅速腐朽消亡。
网格化治理其实早有“瑞金经验”
当前的网格化治理，也并非对发达国家治理经验的效仿。事实上，早在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创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先河。
1933年11月，也就是国民党在中央苏区边沿地带陆续建立起保甲制度的时候，为了准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毛泽东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调研。彼时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让毛泽东消沉，反而促使他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了解基层情况，并在此次调研基础上撰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调研过程中毛泽东在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群众基础同样好，其他地方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就不能像长冈乡和才溪乡那样完全地、彻底地调动起来？在总结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基层治理经验时，毛泽东发现其中很关键的一条经验在于，要“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也就是说，“像网一样组织”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革命斗志与积极性。这是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那么，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一是成立各种“群众团体”即委员会，实现行政自治。尽可能多地把所有群众都纳入到委员会中，使其成为革命的一份子。以长冈乡为例，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竟成立了多达十五个委员会，包括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土地登记、山林、水利、桥梁、国有财产、仓库保管、教育、卫生委员会，等等。尽可能地把每一户都纳入到委员会中成为委员，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二是建立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自治。合作社包括模范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尽可能地调动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设立“地方部队”即民兵组织，实现武装保卫自治。长冈乡的民兵组织就包括男赤卫军一排、女赤卫军一连（因留乡的女性多于男性）和少队一大队。
概言之，通过各委员会、合作社与民兵组织的交叉组合，长冈乡和才溪乡几乎每个人，都被纳入到如同网一般严密的组织系统之中，群众中的积极者可能身兼数职，不积极者亦在如网格般组织体系交叉下成为组织的一员，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了群众革命的热情和自治的积极性。对此，毛泽东不无自豪地总结到：“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由此得到的两点启示：一是网格化治理早在瑞金时期我党就有过尝试并且成功；二是瑞金时期我党网格化治理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一条——密切联系群众，它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指导下的产物，也无须经过所谓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论证。
“联系群众的胜利，脱离群众的倒台”
那么，基于“瑞金经验”，未来我国基层网格化治理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关键在于避免两种不良趋向。
一是如何避免一些地方的网格化治理出现形式化和官僚化，甚至让人民群众对网格化治理本身产生误解。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而不是脱离人民群众，才是网格化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成功的法宝。正是因为一些地方的网格化治理实践中，没有真正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没有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去设计网格化的具体办法，以至于极少数基层干部自己就把网格化治理的具体工作看作形式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使得网格化可能流于形式。
二是如何避免一些地方的网格化治理演变为“网格治理人”而不是“人用网格治理”。关键还是在于联系群众。网格化治理一旦脱离了群众，就会使网格化治理外化于人，成为脱离于人的存在，使网格蜕变为约束人、束缚人甚至限制人自由发展的工具。所以，要在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让党的干部像拜菩萨一样拜“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网格治理的主体而非被网格治理的对象。
要言之，如果网格化治理是骨骼，那么人民群众就是血水；只有让骨骼生发于血水，骨骼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不断生长和壮大，否则，它只是徒有其表，并终将被历史淘汰——正如毛泽东所言：“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联系群众”。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思想汇）